东晋名士听讲《礼记》，虽觉入心，而叹其未关至极。

[23]第二，儒家自由主义仅仅涉及形下的政治伦理制度层面的内容，而自由儒学是以溯源-重建为思想进路的一种系统的儒家哲学理论，即通过追溯现代自由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对现代自由诉求做出一套儒学解释。另一种是以儒家的话语解释现代自由问题的自由儒学，意在提供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解答现代自由问题的儒学方案，以与自由主义平等对话推动现代自由的深入发展。

这两个维度上的隔膜，意味着儒家自由主义虽然兼综了古今中西的异质性内容，但在学理上终究是两种思想各自为政的综合体，而非一种贯通一体的思想有机体。不过，这种调和融通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也不仅仅来自于儒家内部，在自由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不少同情理解传统儒学的学者。[13]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选自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这正印证、助长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反之，儒西对话势在必行。

只要坚持开出的进路，就是坚持明显的完备性学说立场。这些历史的挫折和现实的风险，提醒我们儒西对抗绝不会引导人类文明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其君子儒之写照也欤。

司马迁深谙今文经学要旨，他说《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显然也是其将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勾连的思想渊源与根据。在这种解读里，儒被理解为学者、儒生。与子夏的滔滔不绝不同，孔子的反应十分冷淡，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检索董氏学，《春秋繁露·玉英》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这里的元就是《易传》大哉乾元之元，元者善之长之元。

孔子在帛书《要篇》说《诗》《书》《礼》《乐》不止百篇，难以致之。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

《孔子家语·执辔》有两段子夏的问学记载，应该是入门之初。（参见《论语集释》）这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辩驳。《隋书·经籍志》：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又当如何解释？答案就在文中，八家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而子夏没有取舍的问题，全盘接受，述而不作。众所周知，孔门教学以君子不器为宗旨，农圃医卜均被视为小人之事难入夫子法眼。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无足称道。顺阴阳明教化的技术特点与职能定位则显示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远的根源上与巫史祝卜混搭交集。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不妨尝试拟构这一言说的语境，看看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为什么而对子夏有此一说。

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才反问汝谓何也，让子贡谈看法。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

《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不与，但东汉时即有此一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参见高培华：‘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4期）《风俗通》说卜姓是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对照另一场对话可以佐证该判断：樊迟问稼问圃，孔子的反应开始也只是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冷淡，可待樊迟退下，老先生就以小人哉樊迟也开头好一通数落，可谓失望之至。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对相应之君子和小人内涵加以说明，因而还不足以颠覆旧说证成新说，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诲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与意义。可见《易》的群经之首地位孔子时已有论定。子贡认为子夏之学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与小人则被理解为蕴含褒贬的道德概念，分别述指明道与矜名、为己与为人、好义与好利等行为或价值取向诸相应内容。

境界提升后，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论语·子张》中的这些话可以排列成一个由矛盾到开悟再到发挥落实的序列：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因缘际会，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创西河学派，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如五峰就坚持知《易》知《春秋》，然后知经纶之业（《知言·汉文》）。有论者由子夏思想更符合孔子原意而引发我们对道统的思考。（王红霞貌合神离——谈子夏与荀子的思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论文集》）兹事体大，但却确实不失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义的极好思路。

但是，这一正脉其实也并没完全沉沦淹没。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经学内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词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刘逢禄进而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之，到戴望这里，则邵公句被删而只保留刘氏语，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学心性之学说大说小。

《要篇》中孔子说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同途是对这一关系的承认，殊归则是对儒与其分道扬镳的超越之强调。进入 陈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君子儒 孔子 子夏 。

如果说《易》与《春秋》是孔子晚年的最高寄托，那么子夏则是其寄望最高的衣钵传人，不管从学术授受还是文化影响来说，都是如此。如果这可以说是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宏观背景，那么颜回死后斯文谁付的焦虑，子夏天资聪颖而又以小道为可观就是该言说的微观语境了。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皮锡瑞：《经学历史》）孔门四科十哲，文学就是文献，就是斯文，子夏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但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说，以道得民以成德为务的君子儒（梁启超认为君子有少主人之义，从《易传·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颇有根据），与以求雨或治丧相礼为业（这必然意味着儒与巫史祝卜在业态上的交叉并行）的小人儒并行不悖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从韩愈升格孟子的道统论开始，心性论在因应佛老挑战中应运而生，朱子以理代天的伪学官学化后，歧出之思孟学派取代传经的西河学派成为儒门学统正宗，五经的天人之学也被四书的心性之学覆盖，《易》被朱子还原为卜筮，《春秋》的微言大义则被还原为史。

 君子儒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是的，孔子老而好易，但其所看重的是德义，对巫史之筮与数不达于德持否定态度，而子夏说的那一套近似《归藏》版的八卦象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程树德认为诸说过贬子夏，方法则是将这里的儒由学者（个体之人）转换为职业（教民者之称）。

（《汉书·艺文志》）将儒家思想与司徒之官勾连，只是一个角度的观察。牟宗三以五峰为正宗、以朱子为歧出则可说是其当代回应，作为其判教标准的所谓纵贯系统横摄系统的后面，实际乃是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的区分与拿捏。